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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刚十岁的Google,在全球搜索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50%(根据Comscore,Nelsen和Hitwise等第三方公司的提供的数据)。Google从搜索业务带来的营业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整个互联网上商业的增长。Google的增长率也由早年的每年翻番,到前年2006年的70%,去年2007年的50%和今年统计到第二季度的30%。因此,这个时候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发展的关键是开拓新的增长点。Google(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你反过来看摩尔定理,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和十八个月前卖掉同样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就要降一半。IT界把它称为反摩尔定理。反摩尔定理对于所有的IT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个IT公司花了同样的劳动,却只得到以前一半的收入。反摩尔定理逼着所有的硬件设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理规定的更新速度。事实上,所有的硬件和设备生产厂活得都是非常辛苦的。下表中列举了各个领域最大的公司今天的股值和他们最高值地比例。在太阳公司,至少有两个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就是后来成为GoogleCEO的施密特和太阳现在的CEO强纳森-施瓦茨(JonathonSchwartz)。施密特当时是太阳公司主管软件的副总裁,他从太阳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反摩尔定理,我们已经介绍过。施密特认识到依靠硬件的利润是不断下降的,而IT服务业的利润则是恒定的(并随着通货膨胀而略有增加)。如果说施密特是理论家,施瓦茨则是实践家,后者着手太阳公司从硬件制造商到IT服务的转型。遗憾的是,当时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没有看到、也很难看到这一点。亚洲最大的网上赌场要分析摩托罗拉之败,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这两个公司。首先,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公司。总部在美国中部伊利诺斯州的摩托罗拉虽然也是一个高技术公司,也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信息革命,但是它的作态完全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传统的公司。虽然摩托罗拉对雇员在工资和福利上待遇不错,但是公司和员工,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雇佣关系,公司内部管理层次较多,大部分员工基本上没有多少股票期权。因此,公司的业绩和员工的利益关系不大。英特尔公司则是一的典型的硅谷公司。每个员工的工作强度比摩托罗拉要大很多,但是每个人平均的股票期权也多很多。硅谷几个比较好的学区的房子,不少被英特尔公司的早期员工买走了,而这些房子靠工资是一辈子也买不起的。几年前,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Channel)在节目中评论了中日甲午战争。美国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时代军队之间的战争,虽然双方武器相差不多,战争的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因为一个在专制的农业时代后期的军队很难打赢一个兴起的工业化国家的军队。英特尔和摩托罗拉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

亚洲最大的网上赌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即IBM公司和蓝色有不解之缘。因为它的徽标是蓝色的,人们常常把这个计算机界的领导者称为蓝色巨人。一九九七年,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Blue)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展开了六盘人机大战。半年前,IBM的计算机侥幸地赢了卡斯帕罗夫一盘,但是被卡斯帕罗夫连扳了三盘。仅仅半年后,IBM的深蓝计算机各方面性能都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棋艺"也大大提高,而卡斯帕罗夫的棋艺不可能在半年里有明显提高。人机大战六盘,深蓝最终以3.5比2.5胜出,这是人类历史上计算机第一次在国际象棋六番棋中战胜人类的世界冠军。几百万棋迷通过互联网观看了比赛的实况,十几亿人收看了它的电视新闻。IBM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蓝色旋风。第三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IBM是独孤求败,笑傲江湖,现在它真正的对手比尔·盖茨出生了。我总是对人讲,盖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拿破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和平年代,不可能出现汗尼拔和凯撒那样的攻城掠池的军事统帅,但是会在商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出现纵横捭阖的巨人,而比尔·盖茨就是科技界的第一人。虽然对微软反垄断调查早在1991年就开始了,但是这一次美国司法部动了真格。1991年的那一次,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微软开始通过它在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进行非正当竞争,但是该委员会最后在对微软是否有滥用垄断优势非正当竞争一事表决时,以二比二的投票没得出结论,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次,微软违反反垄断协议的证据确凿,因为根据1994年微软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和解协议,微软同意不在Windows上捆绑销售其它的微软软件。现在,微软在Windows中捆绑了IE。网景公司当然不依不饶。但是,盖茨狡辩说IE不是一个单独的软件,而是Windows的一个功能。虽然对于用户来讲,是单独软件还是一个功能在使用上没有区别,但是在法庭上,这就决定了一场世纪官司的胜败。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托尔斯泰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信息工业中,这句话要反过来讲,成功的公司各有各的绝招,失败的公司倒是有不少共同之处。思科这种成功的做法,一般的公司是抄不来的。Google(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你反过来看摩尔定理,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和十八个月前卖掉同样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就要降一半。IT界把它称为反摩尔定理。反摩尔定理对于所有的IT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个IT公司花了同样的劳动,却只得到以前一半的收入。反摩尔定理逼着所有的硬件设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理规定的更新速度。事实上,所有的硬件和设备生产厂活得都是非常辛苦的。下表中列举了各个领域最大的公司今天的股值和他们最高值地比例。亚洲最大的网上赌场八十年代,随着数字信号处理的发展,出现了对专用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的需求,该产品也因运而生。德州仪器(TI)、AT&T和摩托罗拉在八十年代初先后推出了TSM,DSP和M56K三大系列产品,这个市场发展的如此之快,给摩托罗拉带来了一个新的金矿。今天,以DSP为核心加上外围通信的手机核心芯片仍然是全世界销量最大,最赚钱的半导体芯片(因为每个手机中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芯)。

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是非常懂技术的人,很多人是技术精英出身,很多人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最大最好的两个风投公司北光(NorthernLigh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峰和柯岩博士,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的专家。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的创始人。为了确保对最先进技术的了解,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虽然微软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和高通在3G市场的垄断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仍然能独占60-70%的市场。在处理器市场上,英特尔一年有近400亿的销售额,而第二名AMD仅有60亿。在网络设备市场上,思科销售额高达400亿,是它的对手华为(100亿)和Juniper(40亿)总和的三倍。IBM一直是美国专利大户,每年都有几千个。尤其是贝尔实验室分家以后,IBM成了专利申请的老大。IBM十分鼓励员工申请专利,每申请一个专利,员工不仅能得到一笔不错的奖金,还可以计点,记够一定的点数,对员工的涨工资乃至提级都有好处。我曾经问IBMAlmaden实验室DB2的实验室主任,IBM如何衡量一个研究员的工作,他告诉我有三条衡量标准: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和产品化。因此可以看出专利申请在IBM的重要性。我没有联想这些年来经营情况的数据,但是有IBM历年的财报。让我们先来看一看IBM的情况。下表是我从IBM提交给美国证券会的年度汇报表中摘要出来的。其中很多小项目,比如一次性收入和支出等等,我都省略了。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把现在全世界营业额最高的计算机公司(今天的惠普营业额仍然比IBM高)说成是前景黯淡的昔日黄花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看看下面两张图表,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横向扩展是指产品一旦做出了,很容易低成本的复制并扩展到相关领域。微软的技术就很好横向扩展,一个软件做成了想复制多少份就复制多少份。太阳能光电转换的硅片就无法横向扩展,因为它要用到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成本很高,而且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规模,因为全世界半导体制造的剩余能力有限。资金密集型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终究不可能是技术密集型的英特尔公司的对手。英特尔公司迄今唯一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只有八十年代的摩托罗拉。正如同罗马帝国的崛起是通过在布匿战争中打败原有的霸主迦太基而完成的,英特尔的崛起是靠击败老牌半导体公司摩托罗拉而实现的。摩托罗拉成立于1928年,早在二战期间,它就是美军无线通信的供应商。从六十年代起,它在通信和集成电路方面领先于世界。摩托罗拉比英特尔早两年推出在小数运算性能上五倍好于8086的16位微处理器68000。68000这个名字是以它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六万八千个而获得的。而8086只有不到三万个晶体管。当时,不少工作站包括惠普、太阳和已经不存在的阿波罗等等都采用的是摩托罗拉的处理器。在英特尔搞出80286的同一年(1982年),摩托罗拉推出了在性能上明显好于80286的68010,继续作为当时主要工作站的处理器。据说英特尔为了和摩托罗拉竞争在型号上耍了个小花招,英特尔公司第二代处理器本来应该命名为80186,但是英特尔将这个编号留给了一个不重要的输入输出处理芯片,而将它的系列处理器的编号一下跳到80286,不懂技术的人还以为英特尔的处理器比摩托罗拉高一代。在32位微处理器的较量中,摩托罗拉在技术上和推出的时间上完全占了上风,它接下来的68020明显好于英特尔的80386,除了被用于主要的工作站上,68020还并被苹果选为麦金托什的处理器。斯库利明白新成长点的重要,但是他没有找到,苹果历任CEO都想做这件事而没有做到的。斯库利搞的个人助理想法不错,但是时机不成熟,因为那时无论是手机、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没有发展起来,很少有人愿意花几百美元买一个无法联网的高级记事本。因此,这个产品的市场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个很窄的市场,这样的产品不可能掀起一个潮流。斯库利的运气不太好,因为在他执掌苹果的年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除了微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潮流,没有别的潮流。虽然苹果本来有可能成为微机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封闭式的做法,使得它战胜微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乔布斯比较幸运,他再次接掌苹果时,已经进入了到了网络泡沫时代。雅虎似乎代表了一种潮流,很多公司在跟随着雅虎,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面对着网络泡沫而且因此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乔布斯在网络泡沫时代,能高屋建瓴,不去趟互联网这滩浑水,而是看到了网络大潮下面真正的金沙。

思科幸运地站到了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之巅,在互联网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思科上市后仍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思科能坐稳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头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特殊的文化。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亚洲最大的网上赌场留心各大公司图标(Logo)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大公司的图标和名称字体都是一种简单的颜色设计,尤其是在二十年前。至今很少有公司像Google那样使用明暗分明的彩色图标。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彩色印刷比单色(和套色,比如普通黑字套蓝色)印刷要贵得多,公司初办,必须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如果一个公司所有的文件和名片都采用彩色印刷,办公成本将增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传真机和绝大部分复印件都是黑白的,印有彩色图标的公司传真不仅不可能像原来彩色的那样好看,而且有些颜色可能还印不清楚。这样不仅让商业伙伴感到糊涂,还不容易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创始人喜欢为自己公司设计漂亮的彩色图标,实际宣传效果并不好。比如下面一个漂亮的彩色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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