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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简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简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简但不容删简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意味者,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意味就不是靠着文字的直述,而是靠语言的形式。语言形式并不单指词汇的选择和句子的构造,通篇的结构更是重要的语言形式。所以要紧的不是故事而是讲。所以真正的棋家竟不大看重输赢,而非常赞叹棋形的美妙,后者比前者给棋家的感动更为深广。所以歌曲比歌词重要,更多的大乐曲竟是无需乎词的,它纯粹是一个形式,你却不能说它没有内容,它不告诉你任何一件具体的事理,你从中感到的意味却更加博大深沉悠远。所以从画册上看毕加索的画与在美术馆里看他的原作,感受会大大地不同,尺寸亦是其形式的重要因素。在照片上看海你说哦真漂亮,真到了海上你才会被震慑得无言以对。所以语言可以成为乐曲,可以成为造型,它借助文字却不是让文字相加,恰恰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以整体的形式给你意味深长的感动,你变了它的形式就变了甚至灭了它的意味。当然当然,语言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没有没有局限的玩意儿。钱柜娱乐官网多少“有意味的形式”各种各样,它们被创造出来,我猜不是像掷骰子那样撞到的运气,也是出自人与世界相处的不同形式。你仅仅在社会层面上与世界相处,倘由你来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剧的话,你当然会把贾宝玉的结局改为沿街乞讨之类。你以人类大军之一员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大概才能体会,最后的战场为什么形同荒漠、教堂的尖顶何以指望苍天。你以宇宙大结构之一点的形式参与着所谓存在这一优美舞蹈,你就会感动并感恩于一头小鹿的出生、一棵野草的勃勃生气、一头母狼的呼号,以及风吹大漠雪落荒原长河日下月动星移和灯火千家,你泰然面对生死苦乐知道那是舞蹈的全部,你又行动起来不使意志沦丧,像已经出现了的“绿党”那样维护万物平等的权利,让精神之花于中更美地开放。所以我想,有意味的形式不是像玩七巧板那样玩出来的,它决定于创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就是说你与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形式之中,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当约翰逊跑出九秒八三的时候,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时候,当大旱灾袭击非洲的时候,当那个加拿大独腿青年跑遍全球为研究癌症募捐的时候,当看见一个婴儿出生和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欢呼还是痛苦还是感动还是沉思,都必然地忘掉了阶级和制度,所有被称为人的生物一起看见了地狱并心向天堂。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会变得狭隘乃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这种写作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对待的,认为内容就是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单是形式位在其次,最多赞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但这仍然是分开来对待的结果)。总之最关键的一点——它认为内容是装在形式里面的,虽然应该装得恰当。这就让人想起容器,它可以装任何液体,只要保护得好,这容器当然永远可用。现实主义是一种容器,可以把所有的故事装于其中讲给我们大家听,故事在不断地发生着,它便永远有的可装,尽管有矮罐高瓶长脚杯也仍然全是为着装酒装油装水用,用完了可以再用还可以再用,只要其中液体常新,便不为抄袭,确凿是创造,液体愈加甘甜醇香,故事愈加感人深刻,便是无愧的创造。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长命的原因吧。好像只能说小说不是什么,而很难说它是什么,这就说明小说还有无规矩可言的一方面(说小说就是小说,这话除了显得聪明之外,没有其他后果)。我想,最近似小说的东西就是聊天,当然不是商人式的各怀心计的聊天,也不是学者式的三句话不离学问的聊天,也不是同志式的“一帮一,一对红”的聊天,而纯粹是朋友之间忘记了一切功利之时的自由、倾心、坦诚的聊天。人为什么要找朋友聊聊天?因为孤独,因为痛苦和恐惧。即便是有欢乐与朋友同享,也是因为怕那欢乐在孤独中减色或淹没。人指望靠这样的聊天彻底消灭人的困境吗?不,他知道朋友也是人也无此神通。那么他到朋友那儿去找什么呢?找真诚。灵魂在自卑的伪饰中受到压迫,只好从超越自卑的真诚中重获自由。那么在这样的聊天中还要立什么规矩呢?在这样的聊天中,悲可以哭吗?怒可以骂吗?可以怯弱颓唐吗?可以痴傻疯癫吗?可以陶醉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吗?可以满目迷茫满腹牢骚吗?可以谈一件很真实的事也可以谈一个神秘的感觉吗?可以很形象地讲一个人也可以很抽象地讲一种观点吗?可以有条不紊万川归海地讲一个故事,也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任意胡侃神聊吗?可以聊得豪情满怀乐观振奋,也可以聊得心灰意冷悲观失望吗?可以谈吐文雅所论玄妙高深,也可以俗话连篇尽述凡人琐事吗?……当然都是可以的,无规矩可言。唯独不能有虚伪。无规矩的规矩只剩下真诚。智力与科学的永恒局限,意味着人最终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于是把真诚奉为圭臬奉若神明。有真诚在就不会绝望,生命就有了救星,生命就可以且天且地尽情畅想任意遨游了,就快要进入审美之境就快要立命于悟性之地了(顺便说一句:真诚并不能化悲观为乐观,而只是把悲观升华为泰然,变做死神脚下热烈而温馨的舞蹈)。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人当然不可能无视社会、政治、阶级,严肃文学便是侧重于这一层面。譬如贫困与奢华与腐败,专制与民主与进步,法律与虚伪与良知等等,这些确实与社会制度等等紧密联系着。文学在这儿为伸张正义而呐喊,促进着社会的进步,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它的必要性非常明显。但这三种文学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难以画一条清晰的线。有一年朋友们携我去海南岛旅游,船过珠江口,发现很难在河与海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但船继续前行,你终于知道这是海了不再是河。所以这三种文学终是可以分辨的,若分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依据上述标准。若从文学创作是为人的生存寻找更可靠的理由,为了人生更壮美地实现这一观点看,这三种文学当然是可以分出高下的,但它们存在的理由却一样充分,因为缺其一则另外两种也为不可,文学是一个整体,正如生活是一部交响乐,存在是一个结构。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

说到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理解为流。譬如老子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什么意义在起作用。将其理解为流还有一个好处,即是说它还要发展还要奔流,还要在一个有机的结构中起到作用,而不是把旧有的玩意儿搬出来硬性拼凑在现实中。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钱柜娱乐官网多少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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