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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贝尔纳博(messerBernabò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Resdura,etregninovitasmetaliacoguntmoliri,etlatefinescustodetueri。”最新平台注册成功送体验金[12]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RubertodaSanSeverino,1419—1487),为威尼斯作战而死。

最新平台注册成功送体验金[16]本蒂沃利奥(GiovanniBentivoglio)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SignorediBologna)。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所以,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们因为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依靠军队更甚于依靠人民。这种作法对君主是否有益处,那就要看君主是否知道在军队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声威而定了。

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利的,因为威尼斯人想通过他的干涉获得半个伦巴第。我不想责难法国国王所采取的这个决策,因为他想在意大利获得一个立足点,而他在那个地方又没有朋友,不但如此,还由于过去国王查理的行动[14]使路易十二世尝尽闭门羹,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那些友谊。而且假如他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犯错误的话,他这个意图是会很快地实现的。这位国王(路易十二世)由于占领伦巴第,立即重新获得了查理所早已丧失的威名:热那亚投降了;佛罗伦萨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15]、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16]、富尔利夫人[17]、法恩扎[18]、佩萨罗[19]、里米尼、卡梅里诺[20]、皮奥姆比诺[21]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皮萨人、锡耶纳人,全都逢迎他,要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尼斯人才能够察觉自己所采取的办法是多么卤莽!他们为了获得伦巴第的两个城镇,却使法国国王变成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统治者。[25]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ilCattolico,1452—1516)缔结格拉纳达(Granata)条约,商定把那波利夺取过来,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那波利,但是后来两个国王分裂,路易十二世战败,法国人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部分领土上被赶走。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亚历山大吧,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在他受到赞扬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就是:在他统治的十四年中,不曾有一个人未经审判而被他处死。然而,由于他被人们认为懦弱无能,是一个听任自己的母亲支配的人,于是,他为人所轻视,军队谋反了并且把他杀死了。最新平台注册成功送体验金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譬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把你束缚得紧紧的。

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证说: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28]。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我将给以回答。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1]马西米利阿诺(Maximiliano,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5]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他把原来分散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机关管理共同事务,产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从而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07页、第108页。)

[1]原题拉丁文:“Ouodprincipemdeceatutegregiushabeatur”。Casella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为了受人尊敬…”(“…perchòsia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译作“…要赢得声誉…”(“peracquistarsireputazione”)。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1]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2],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因此,第三种部队[7]不但能够对抗他们,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经验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要证明,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8],已有了一个证明: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潜入德军跟前,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安然地袭击德军,后者无法招架;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因此,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它既能击退骑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1]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

但是,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结果,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却取得同样的效果: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一个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却失败了。[3]潘多尔福·佩特鲁奇(PandolfoPetrucci)杀其继父,于1502年成为西耶纳的统治者,1503年被驱逐,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再度执政。最新平台注册成功送体验金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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